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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次嫖娼事件改变中国历史:被北大解职 陈独秀思想左转

    沙海 2010-07-13 17:50


      【作者:王晓渔】在胡适看来,这天晚上的会议“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,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”——这虽然有些夸大其词,但如何评估此事件,却成了一道悬置了近百年的难题。

      1919年3月26日夜,蔡元培、汤尔和、马叙伦、沈尹默等在汤尔和家中集会,讨论因媒体大加渲染的陈独秀嫖娼案而引发的风波。最终,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不到三年的陈独秀被北

      大“放逐”,数月后因散发传单入狱、出狱、失业、南奔上海,专任《新青年》编辑。离开了北大教授圈的《新青年》也迅速左转。胡适认为:“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‘左倾’,《新青年》的分化,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,皆起于此夜之会。”对于中国历史,这一夜,真有如此之神奇?

      嫖娼事发,被北大扫地出门

      1916年11月26日,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,28日到京,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。当时,陈独秀把《新青年》在上海办得很红火,并与汪孟邹等酝酿办一个“大书店”,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。而恰在此时,北洋政府正酝酿着让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。1916年12月26日,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,当天上午,蔡元培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,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。据说,陈独秀一开始是推辞的,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,并答应可将《新青年》移至北京,陈独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。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,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,蔡元培也欣然应允。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,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,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。蔡、陈、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,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。而这三人中,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。蔡、胡都是谦谦君子,言行较为温和中正,陈独秀则刚毅勇猛、锐气逼人。由于上有蔡元培、中有陈独秀、下有胡适、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、罗家伦等一批学生,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。

      陈独秀和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,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。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,他所受的攻击也最残酷。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,便在陈的狎妓、“打场”(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)一事上大做文章。北京的“御用报纸”大肆报道了陈独秀“某日因争风挖伤某妓之下体”的新闻,想激起舆论对陈独秀的讨伐。人们几乎都知道陈独秀是《新青年》的领军人物,却很少知道他经常出入于当时的“红灯区”八大胡同。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,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“进德会”,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。按照规则,甲种会员必须遵守“不嫖、不赌、不取妾”的要求。现在居然传出陈独秀的丑闻,自然要对他有所惩治。于是,在1919年3月26日夜,蔡元培、汤尔和、马叙伦、沈尹默等在汤尔和家中开会,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。会

      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,可见意见一开始并不一致,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张保护陈独秀,不想向以陈独秀私德为要挟的守旧派屈服,但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,马、沈二人则附和汤。4月8日,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,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,以“教务长代替学长”,废除了北大学长制。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,这次体制变更本来早有计划,定于改年暑假过后实行,此刻突然提前,很显然,蔡元培用心良苦,是为了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离开北大的台阶。

      失业逃亡,信仰急剧左转

      北大虽保留了陈独秀的教授职位,但以陈独秀的狂傲,岂肯再留。“3·26会议”的次日,陈独秀得知了自己文科学长被罢免,当即便决定离开北大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,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蛛丝马迹。在这次会议的三天之后,陈独秀在路上遇到汤尔和,据汤的描述,陈独秀“面色灰败,自北而南,以怒目视”。几个月后的6月11日,陈独秀因在公开场合散发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而被捕。陈被捕后,胡适、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都竭力营救。陈独秀此番在狱中一共关了83天,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。按警方规定,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,不得离京。但据《胡适口述自传》中说,1919年底到翌年初,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,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。陈独秀为免再被捕去,先是躲到胡适家,后又躲到李大钊家,再后来,李偕陈逃出北京,在河北乐亭县李的老家躲了几天后,两人乘车南下到上海。在口述自传中,胡适以遗憾的口气说:“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。他在上海失业,我们乃请他专任《新青年》杂志的编辑。这个‘编辑’的职务,便是他惟一的职业了。”

      这次的被捕、逃亡和失业,对陈独秀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为他不久后的急剧左倾准备了条件。按胡适的说法,在逃回上海之前,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:“事实上,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。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,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。”而逃回上海后“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——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。”1920年4月,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(伍廷康)等来到北京,与李大钊接上了头,经李介绍,魏金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,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。陈欣然接受了此项建议,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。

      “公德”与“私德”的百年之辩

      胡适终身都相信,倘若陈独秀一直留在北大、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“老朋友”中间,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。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,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。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,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;即使去散发传单,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,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;即使被捕了,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。因此,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,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。而这一切,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汤尔和家中召开的会议。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,胡适便对这夜的会议永不原谅。16年后,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。谈到“3·26会议”时,胡适愤愤地说:“独秀因此离开北大,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‘左倾’,《新青年》的分化,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,皆起于此夜之会。”同时,胡适 主张把“公德”和“私德”分开,他在信中说:“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,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,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‘公人’,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,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。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。”但在汤尔和看来,无论留在北大与否,陈独秀本人的个性,都决定了其思想必然走向左倾,甚至担忧胡适等人非但不可能影响陈独秀,而且反有受陈独秀影响的可能。

      在胡适看来,那一天晚上的会议“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,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”——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词。但如何评估“教授嫖娼案”,却成了一道悬置了近百年的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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